（一）
         什么叫有文化？文化有什么作用、价值？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太大，太难以说清楚。
         要对文化下一个定义是难的，要让大家都同意一种文化见解更难，但是，人们都乐意拿文化来说事儿，都乐意用文化来遣词造句。不过，在近十年来东亚地区有关文化的说辞里，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刨根问底的人并不多见。九十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者们虽然痛心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热属于"逆向种族主义"（王小东语），但八十年代的"寻根"和西向开放心态却有着后来者不及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语）。就是说，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不再在文化上做工夫了，中国人更愿意成就经济学话语的霸权地位，更乐意为法学话语的理性光芒所笼罩，至于文化，它能当饭吃吗？它能维持我们稳定的秩序吗？
        历史的悖论在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人号称"思想淡出，学术突显"，颇以旁观者的超然心态从事文化建设为傲，但他们的工作却是最少有文化自性，最少有对中国文化的当代演进立言立法的。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无论是国学还是民族主义，用一句粗人没文化的说法儿，都多少有点势利，有点儿自作多情，有点儿想当然。纵观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界，只有费孝通、唐逸、李慎之、喻希来、王康、罗志田等不多的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建设有着有效的自尊和自觉。
        这种近乎全局式的退潮不仅导致文化人、诗人雅士、人文主义话语在九十年代的权力和市场面前显得寒伧，而且遭到了以科学、理性、学术规范自命的知识精英们不约而同的狙击、嘲弄和批判，在后者暗渡陈仓的企图里，中国文化的面目暖昧不清。"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成了一个口号，如果它不是最大的谎言的话。中国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国家。 　　     由于这个东亚最大的文化发动机停止了转动，或说不再成为一个标杆和参照，在中国大陆以外，东亚地区的文化建设失去了活力，失去了信心。纵然人们能够想到现代化的政治目的，能够想到文化认同这样的命题，但人们多只能"口吐真言"（罗志田语），表态，提意见，而不能提供观念，提供活的文化资源。日本不用说了，它不仅缺乏有效的文化代言，而且缺乏深入的现代自觉。台湾地区则在历史的认知上出现了戏剧性的混乱，借用胡平先生的说法儿，历史本来是中国人的宗教，抛弃或曲解历史只能带来无知（直认他乡作故乡）。韩国的民主成就似乎可观，但它的历史包袱同样沉重。这些文明社会里难得的成年状态，要么没文化（俗话说是没家教），要么失去了家园（乡关何处？），要么偏执得可怕。 　　
         就是说，由于文化发动机的自污、自我作践导致的"文化坎陷"，使得东亚地区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时，仍不能有效地回报人类文明并为世界文化服务。那些已经进入成年状态的国家和地区，是那么急切地寻找文化认同，那么急切地表达文化身份并进行文化输出，却只能把古董如相扑、人妖或土特产如傩戏当作文化，只能把头发染色把脸面重构当作创造。如果我们骄傲一些，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它们得等我们中国人进入成人状态，进入属人的自由创造，进入可持续的文化变迁，这是它们的历史宿命。这种宿命也许证明了人类命运的相互依存，即我们各自所能取得的成就取决于我们的相互关系，我们的孤立状态或相互对立决定了我们的平庸、我们的交流质量或德性高下。如存在主义大哲萨特认识到的，人只当他意识到自己与一切人相关时才成其为人。 　　
         在我们的原创力展开以前，它们难以获得新的协同进化并服务于文明社会的文化成就。李光耀对文化问题的反复反证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多么有文化的人，在文化与民主的选择中，当他最初为文化辩解时，他不过是吃了几天饱饭的心态，他站着说话腰不疼；当他最终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时，其言论既是势利（换句话可能叫认清了形势），又是无可奈何的挽歌。金大中曾质疑他的文化决定命运说，但韩国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现象也是举世罕见。暴发的日本，其文化装扮今天甚至不如韩国来得新鲜。所有这一切东亚地区的文化成就及其浮躁不足，多少都与其千百来的文化中心或文化重心的落后现实有关。 　　
         如果我们诚实一些，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处于没文化没家教的历史进程里。旧有的文化已经死了，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在为它辩护。与东亚地区相当多的成人社会相比，我们还处于"类人孩"状态，但我们多不自知，反而既为旧有的文化招魂，又为成年人的权利关系（即李光耀后来承认的普世价值）书写谤文。有如柏拉图那有名的洞喻，我们在山洞里过家家，我们无知于洞外的光明灿烂。这正是我要谈论的一个事实，我们坎陷的文化处境。

（二） 　

     　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创造，人的历史及其轨迹构成了文化，就是说，文化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的过程，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方法。当这种方法成就了人的无限丰富性时，当这种方法在历史里沉淀下来时，文化就可能脱离人而存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这个主体使后来人的人生轨迹有了"路径依赖"，它规范了后来者。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性格，就是如此被我们称之为文化传统的东西，因此而对民族社会的现实产生作用。文化影响了其民族成员，其惰性甚至制约并"锁定"了人们的创造发展。在该民族无外界参照，无现实即刻的冲突威胁时，其社会尚能维持下去，其文化尚能延续，如同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的贫穷的人民仍能在其尊尊亲亲的宗族文化里年复一年，礼行如仪；而当其生存处于危机之际，文化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生存危机、合法性危机都归结到文化，制度、规则、体制、仪礼、方式等等已经行不通了。文化如衣，已经不能温暖人了，抛弃它似乎是一种本能的明智抉择。但对有文化的人（即有传统或有家教的人）来说，这处境却是一种生死两难，人们总是犹豫不决，是要文化，还是要人。在这方面，东西方人的文化态度是不同的。东方人死要面子，或说死也要文化这件衣服。历史上最著名的记载就是颜回死前一刻坐起来"正衣冠"，据说子路在战场上也死得很"儒雅君子"。近代最著名的代表则是王国维的投湖，陈寅恪先生为其就死的文化意义解释得令后人生无限感慨，王国维以身殉文化证明了，这种文化有着独立于人的强悍霸道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生命力的强霸可以温情至美的面目出现。宋儒们把这种对文化的忠诚态度简化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最终简单化为国家至上主义。与西方人面对宗教文化"舍教以立人"的文化态度不同，东方人多愿表态说"舍人以奉国"。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不能说没有伟大的历史，但这些文化在近代已经被证实它们只能属于过去，而不能"开"出未来。东方人的现在和未来是由一种新的文明力量催生的。有人曾经统计，东方人的教科书里，百分之九十九的知识，举凡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等等，这些现代人认知世界的方法，都非产自本土。正是感受到这种生存危机，五四先贤们才艰难而执着地要求"拿来主义"（鲁迅语），以图将来自新。他们误打正撞，撞开了中国人被"锁定"若干世纪的文化发生学机制，那就是文化发生或自新的自由机缘。 唐逸曾说，"大凡古老的伟大文化传统，皆在古代某一特殊机缘中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其时巨人辈出，百葩怒放，神思煌跃，与日争辉。在中国，便是春秋末至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民族睿智成熟、性格塑型的时代。如同个人，一个民族亦有其性格的塑型时期。一旦形成民族的语言结构，以及蕴函其中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态度等基本模式或潜前设，这个文化的发展便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当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里固步自封，逐渐被锁定时，宋儒们以强化文化认同来处理危机，明清之交的大儒们以夷夏之辩来自我安慰，只有五四一代人在内忧外患的国情面前不悔于"舍教立人"的选择。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理性精神、怀疑主义、个性独立、思想自由、宪政法治等大有别于儒道释等旧文化的文化品质在中国大陆开始深入人心。钱穆、陈寅恪都意识到，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新文化已经有了不少成果，最重要的，无过于一个独立的学术文化共同体的轮廓已见端倪。 　　

        钱陈二位都痛心于在民族的危机面前，这个初生的文化共同体很快被扼杀了。（日本以暴发姿态自居华夏中心，其侵华战争对东方民族的损害也许莫过于此）。传承文化的一二九一代很快以"新启蒙"置换了五四启蒙精神，纵有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以"花果飘零"的孤勇做薪火相传的工作，这些守成的文化人已无能回应民族历史遭遇的挑战，已经普及的新文化的美丽面纱下活跃着旧文化最非人的内容。学统、道统在政统、治统面前低头直至消失。没文化、没家教导致我们的文化人有知识没有思想，有学问没有心灵，导致人们处于无能成人的非理性状态，那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偏执、颠狂、不能交流沟通的自以为是的状态。

　　当人类文明主流发展到"承认的政治"阶段，文化优劣角逐的生存危机被置换为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东方人的态度更是大可玩味了。人们迅速分化为不同的人群。一些人仍如生存危机阶段一样迷失文化的自信，但这种迷失不再是冲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来的，而是冲着优势文化或人类主流文明来的，就是说，这些人仍对自己的文化使命没有信心。那种装作自信的遗老遗少不过是对自己和同胞生存处境的麻木冥顽，远不能如犹太民族那样，其命弥难，其信弥坚。没有了即刻而现实的生存危机，在不同文化的参照比较面前，另一些人会找出种种理由来保存自己处于劣势的文化，保存旧有的文化。因为不同的文化存在，处于劣势的文化人群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关系和生活处境相当穷窘，也与落后文化的关系最涉及利害。因此，迷失文化自信也好，文化至上也好，费尽心力寻找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也好，其结果，最终是对普通民众的剥夺和损害。

　　就是说，在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中，作为主体的文化应该让位于作为方法的文化。这种让位，正是中国文化广阔视野的基本设定，即它的主体形态必要时自我隐退，它的主体形态不再决定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再决定命运，不再决定不同文化之间的输赢高下。是世人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是人决定了文化的输赢。一切流变让位于救世救人，文化要保存人。因此，当民族文化处于劣势时，种种把优劣高下放在心中、把文化当作主体的努力都是牵强的，都属于这一文化异化的产物。其旁门左道处，可以说是，不仅"可怜无补费精神"，而且大大不利于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和发展。

（三）

　　我多次引用五四人物赵元任先生的一段话。赵先生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专业和兴趣在语言学方面，他的后半生在美国生活，他一定对承认的政治或承认的文化有着不少的体验。但他在七八十年前的一段话似乎正是针对热衷于"承认政治"的外人们说的，"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也许在很多热衷传统文化的人们看来，穿了前朝的衣服或汉服唐服，以吸引世人的眼球来猎奇参观，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种文化秀或文化行为，与其说是"文化自觉"，不如说是一种浅陋；如果人们用来强迫一个民族就范，那么可以说是一种无知无行了。

       自称受五四精神影响的费孝通教授谈及"文化自觉"时，庄重而通俗地说，文化是为人的，是要保存人的，而不应该让人来保存它。就是说，人不应该为了文化活着。这位称得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文化人物很少以"文化"炫世骄人，他到晚年常常强调自己治学的抱负仍是年轻时的"志在富民"。的确，现代人类社会与古代不同处，就在于国家或文化不再是孤立封闭着发展的，那种把文化的创造当作少数天才们的工作已经属于古老的信念，那种把终极关怀、高层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的文化态度，也早属于历史。文化多元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这种文化演进的当代前提，使得人类对有无文化的定义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东方人的古老信念里，识字就叫有文化；西方人的历史里，不仅会识字，而且会断句子会识文法才叫有文化。至于今天，文化已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知识，也不是会识字了就算有文化，文化是一种知书、明理、达礼等最为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文化繁荣与否与每个人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我们说费孝通先生有文化，因为他懂得文化与大众的关系，因为他知书达礼。的确，在今天，只有人民大众富裕了，民族社会自由而丰富的文化创造才成为可能，文化天才们的劳动成果，那种精致的、美妙的文化才能突破小圈子的范围，抵达民生日用，突破阶层、年龄、性别的限制，接受民众的印证或检验，从而生成民胞物与的和谐繁荣。

　　1997年，八十七岁高龄的费教授在江苏吴县做社会调查，他跟小城镇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老人服饰很有特色、仪容整洁、神态安详，而当费教授请她聊天时，站在一边旁观的她反倒退回里间，连面也不肯露了。

　　对费孝通教授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感受。他认为他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灭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灭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信心了。"

　　我们在赵元任或费孝通等人对自己同胞生存处境的关怀里，可以见证一种文化的伟大胸怀和抱负。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和推动者。在数百年的坎陷历史里，中国文化已经丧失了它作为一种实体的主体性，其实体（即使它真有终极信仰或高层价值的话）已经失去了一种维系当代中国人生存秩序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和社会正义。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因此不是提供一种现成的文化本体，不是提供一种文化标本，不是制定一种礼仪、体制、规则、文化标准、知识谱系，不是标榜中国人的伦理长处、善的知识、忠孝的历史、合群而大，模糊而阴阳的思维，以供中国人记诵练习，并在其中生活。相反，这些真正的文化传人致力于人生实践，不满足于现实体制的合理性，奔走四方，努力把自己和同胞带入世界文明范围内生活。在中国危难频仍的历史宿命里，这种探索世界的勇气、信心以及落实于同情大众的信念，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先导和坚实奠基。因此，比起作为实体或本体的文化来，这种"作为方法的文化"（唐逸语）更是今日中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换句话说，以文化道统自任的文化精英，在文化遭遇合法性危机时，不是卫人，而是卫人；不是提供有古董之嫌的文本，不是做伪道学，而是提供开放的可示范的方法；不是去救文化，而是救人；不是提供一种学理，一种主义，而是提供一种生存可能，一种德性，一种基本而普遍的生存价值；不是争论上帝诫命或内圣外王之类永远争论不清的微妙终极价值，不是把终极信仰、高层道德与民族文化混为一谈，而是让每一个都成其为人，告别类人孩状态，让社会进入成年状态。让每一个人学会尊重和自尊，接受社会正义和自由理念等普世价值，成为一个有文化认同和信心的成年人。因为一群如孩子一样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在现代文明世界生存，是难以发明发现知识、创造文化的，它最多借成人社会的知识"活着"，维持生存而已。文化发生的真正土壤，是自由机缘；文化复兴的现代基础，即真正维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者，是基本的正义、自由、权利和义务。因此真正的文化传人所身体力行的，是要让自己和世人都能成为有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人，是要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具有做人的尊严、自信和是非正义的人，而不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以位居大人、精英、大师、体制、人上人之列而自得骄人傲世。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文化落后民族里的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成为普世价值的活广告。

　　熟读历史的周作人曾经感慨，他难以理解产生了耶稣、孔子、佛陀这些人物的民族，这些荣耀了其民族的人物像是一个个偶然，不像是在社会上活过一样。西方人科学地解答了这种疑惑，即集体行动的逻辑遵循"搭便车"原则。搭便车的轻巧甚至会使一些文化人忘掉历史的血腥，例如西方当代自由主义有关自由秩序演进的逻辑严密的推论，听来就像克伦威尔、潘恩、杰斐逊这些人像一个个神话，不曾在历史上存在一样。自由演进的告诫无疑掩盖了历史人物的血泪。事实上，历史人物的艰难总是跟后来大众受其惠的平易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文化的复兴或者能够从这一人类历史经验里得到启示。就是说，文化的创世或复兴都必须落实于具体的个人，只要有人身体力行了，有人杀出一条血路了，走的人就会多了，就能成就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

挺长的。
楼主，鲁迅的《狂人日记》看过吗？

高中时候看过.
呵呵
老师也曾经剥皮抽血的讲过.